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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镇化建设需动力与转型相结合

发布时间:2021-01-25 10:08:12 阅读: 来源:截止阀厂家

推进城镇化建设需动力与转型相结合

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智库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共同完成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于2014年3月25日发布。该报告共分为总报告和七个专题报告。就此,参与其中“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专题报告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邵挺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  “这份专题报告中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强调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互动关系,并不是简单回答城镇化与增长‘谁因谁果’的问题。”邵挺表示,此次报告中更多的是强调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同时完成“三大转型”(即经济、社会、环境转型),而并不是通常谈及“增长”,就和房地产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内需相联系。  作为整份报告的第一个专题报告,要给其它专题报告提供整体的分析框架,中心课题组在与世行课题组反复交流沟通过程中,认为这个专题报告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面准确地论述城镇化与增长的关系,要更多考虑两者的互动机制及共同动力。第二,具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经验,侧重从各经济体城镇化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我国过去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特征和规律,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要点。第三,强调了计量和实证研究,运用宏观经济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CGE),比较准确地给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效应。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起再平衡作用  邵挺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专题报告框架中五个部分的大致内容。  第一部分是关于“研究的背景介绍”。包括认为城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要完成的关键目标等。  第二部分是建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世界银行比较齐全的全球数据库,强调用全球视野看待两者关系,介绍了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及阻碍高效率城市发展的制约条件。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和经济社会环境转型。强调城镇化的增长动力,既体现在增强城市集聚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也包括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住房、基础设施)等内需增长。但要完全释放上述增长动力,我国还需要破解诸多体制和机制障碍,总的来说就是要完成三大转型,即经济更有效率、社会更具包容性、环境生态更能可持续性。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我国未来十年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潜力、运用CGE模型大致估算了在执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后,可以激发多少经济增长潜力、经济结构调整能取得哪些进度(比如服务业占比会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等).  第五部分讲如果要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或者发挥出这些潜力,需要做哪些战略上的调整。  “我们应该把城镇化看成我国经济走向再平衡的战略选择。因此我们强调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再平衡的作用,而不是纯粹拉动增长的作用。”邵挺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实际上也不是城镇化率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好。如日本,至今为止其城镇化率不到70%,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经历快速增长阶段后顺利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拉美地区部分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均城镇化率达到80%,有些国家甚至还达到90%,但这些经济体反而在城镇化率很高的条件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城镇化是一个经济体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跨入高收入阶段、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时,都制定和实施了一个好的城镇化战略,都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邵挺表示,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战略如何制定和实施,以及部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为何失败,都是此次报告中研究注意的重要内容。  供给效应是“增长”的重要含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强调,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邵挺表示,《规划》明确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事实也表明,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或者所谓的发达经济体,肯定是执行了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并且必然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城镇化发展阶段。  追究城镇化对增长的作用,邵挺认为,应该从供需两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的是需求方面。”他说,内需有两类,一方面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投资需求。例如,一个人从乡村到城市,消费模式、消费行为、消费结构均发生变化。原因就是一个人进城后,可以有更多的就业和培训机会,学习空间的拓展提升了人力资本,就可以较快提高收入,进而带动消费水平相应提升,消费需求与收入增长保持同步。投资需求则更多的是指市政公共设施、地铁项目、水利等方面,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房地产行业,都要将其放在需求一侧来看待。  “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供给方面的效应,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和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效应对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对增长而言,这是发挥了长期且可持续的效应。”邵挺认为,更应该突出供给方面的效应,因为这是直接与人相关的。通过人的集聚,公共服务和基本的均等化促使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的上升,这才是“增长”的重要含义。  到底哪些产业可以拉动“增长”?邵挺表示,城镇化发展中的增长动力,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是供给。如服务业,这不仅包括餐饮等行业,还包括高端服务业,如金融服务、资讯等各种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行业,可能要起到主导作用。当然从需求看,最基本的是房地产行业,同时也包括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在打造城市群的过程中,还有连接各个城市之间的省际铁路等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些行业都有发展潜力和增长带动能力。“但这些产业如何与新型城镇化相配合进而得到更快发展,主要还是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具体推进路径。”邵挺这样对记者表示。  “三大转型”是关键  “这份报告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城镇化与转型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回答城镇化与增长。”邵挺表示,谈及“增长”,很多人只是将其和房地产需求、经济相联系。而城镇化发展也总是和经济相结合。报告更强调的是“三大转型”,即经济、社会、环境的转型。  邵挺认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是使之更有效率。社会性的公共服务等都是在强调包容性的社会转型。环境则是强调可持续性对生态文明的支撑作用。  邵挺表示,我们认为现在的城镇化模式是有问题的,是不可持续的,是因为其动力机制出现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仍未完全摆脱“投资拉动、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路径,增长的“水分”还不少,增长效率不高;社会发展模式仍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割裂特征,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城乡差距仍然不小,发展的“包容性”不够;增长的环境生态代价过高,大面积的国土污染、全国范围内的空气质量变差等,都意味着我国发展的生态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原来的发展模式已没有任何可持续性可言。  “根据目前最新的说法,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市场导向,需要有改革作为动力的过程,并不是人为推进的结果。”他认为,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政府的作用过强,人为的色彩太浓。  “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大转型’。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数据上,都无法断定是不是城镇化率越高,增长就会越好。这仍然需要一个很好的战略部署。”邵挺强调,经济真正进入高增长阶段,增长或非常平稳,肯定会有城镇化率逐步提高的阶段。但不能反而言之,城镇化率越高,增长越好。  同时,邵挺认为,从拉美等经济体的教训和我国过去发展经验看,如果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同时完成“经济、社会、环境”这三大转型,城镇化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红利就无法释放出来,城镇化建设就会出现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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